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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报载，政治局议台湾策，‘能战方能言和’云云。联想起晚清甲午一役。

彼时李鸿章、翁同龢皆言维新而势同水火，翁为党争而激李，非试出北洋的本事不可，而不知事关兴亡；李多年把持军财大权，倾力办水师，军备疲乏而不自知；朝野好大言巧言的维新之士鼓噪一时，乃至于渤海上一败涂地。时人有罪李者，不怪其后来不应和而和，乃怪其当初不能战而战，以至于兵败仓卒，和实在是乞降，马关之辱，即使是清季大厦将倾，‘制度问题’而在所难免，其表现不是某恶臣作祟，而是具体为政言政者的集体失职。

这种局面，在戊戌变法时也有出现，高阳罪康有为，说‘真君子就义，伪君子逃脱’，因为康喜言变法而语多空泛，功名心重，对‘改良’之计，从来冷淡，而急于‘革命’，至于出现‘扶光绪上午门定乾坤（诛慈禧）’的梦呓，是大不负责的表现。更谋诛慈禧而假托于光绪所谓‘密诏’，乃至慈禧报复无辜君臣至毒，在高阳看直是禽兽行径，至于不顾林旭等劝阻而误托袁世凯，反属小节。

高阳立论有时未免过苛，政局诡獝，康有为毕竟一书生，不能见大局，是阿伦特所谓‘缺乏想象力’而成的恶。但康事发后周游列国，以‘勤王’名义，捐募甚巨，而下落不明，是确凿事实。如果高阳考证为准，则其前后行径，实在可为目下革新者明鉴。论国际政治者如清华阎学通，论经济者如胡鞍钢，更有许多普林斯顿谈革命一派，差可比拟。不是为利而是为名，或纯属好危言好高屋建瓴者，真诚地害人害己，无意间荼毒不能言的百姓，因为自以为不谋小利，专有真理而昂首阔步，叫人恨他为何不是我等庸庸碌碌之辈，吃些拿些，贻害究竟有限。